众所周知，中共延安“五老”是延安时期中共党内对徐特立、吴玉章、谢觉哉、董必武和林伯渠五位德高望重的革命老人的尊称。2015 年，随着中共延安五老研究会的成立并开展活动，“五老”的革命事迹和崇高精神进一步受到中共党史学界的关注，并推动了相关研究工作的开展和深化。但是，长期以来，学术界主要集中于“五老”的个案研究，而对“五老”的整体性研究明显不足。① 鉴于此，本文尝试从整体上对中共延安“五老”作一初步探讨，以求进一步把握这一典型群体代表的人员组成、界定标准和精神内涵。

一、关于“五老”的各种不同提法

在中共党史文献中，“五老”的称谓最早起于何时? 具体是指哪五位革命老人? 这是研究“五老”首先必须搞清楚的问题。根据现有资料，目前关于 “五老”的不同提法主要有三种，其区别就在于不同时期不同场合关于“五老”的人员组成有所不同。

第一，董必武提到的苏区“五老”。根据董必武回忆，早在红军长征之前的中央革命根据地内，就已有“五老”称谓。1936 年 8 月，中央红军主力长征到达陕北后，毛泽东、杨尚昆曾给参加长征的各部队将士发出电报和书信，为出版红军《长征记》征稿。董必武应约撰写了题为《长征纪事》的一组三篇文章，其中在《出发之前》一文中写道: “在中央根据地，因叔衡、特立、觉哉、伯渠和我五个人年龄稍大，诸同志都呼我们为‘五老’。”［1］15这是目前见到的中共党内关于“五老”的最早提法，因为当时是在中央苏区，所以又被称为苏区“五老”。其中，年龄最大的是何叔衡( 1876 年生) ，被称为“五老”之首，后面依次为徐特立( 1877 年生) 、谢觉哉( 1884 年生) 、董必武( 1886 年生) 和林伯渠( 1886 年生) 。苏区“五老”中之所以没有吴玉章( 1878 年生) ，是因为吴玉章在1927 年大革命失败后被派往苏联学习和工作，当时并不在国内，后来又在 1935 年 11 月被派到法国巴黎负责出版《救国时报》，直到 1938 年 4 月才回国。

第二，毛泽东提到的延安“五老”。1940 年 1 月15 日，中共中央在延安中央大礼堂为吴玉章隆重举行了六十寿辰庆祝会①，毛泽东亲自出席，并在祝词中指出: “青年人欢喜老年人，就像我们的吴老、林老、徐老、董老、谢老，都是很受青年们欢迎的。”［2］261在这里，由于毛泽东明确列举了中共党内德高望重的五位革命老人，号召广大革命青年向他们学习，因此被有的学者视为延安“五老”称谓的由来，并一直沿用至今。［3］当时，毛泽东之所以没有提及何叔衡，是因为何叔衡没有随着中央红军主力长征到达陕北，而是留在中央革命根据地，并于 1935 年 2 月 24日在福建省长汀县壮烈牺牲。否则，中共延安“五老”就会理所当然地成为“六老”了。

第三，朱德提到的南泥湾“五老”。1942 年 7 月10 日，在纪念七七抗战五周年结束后，朱德邀请徐特立、谢觉哉、吴玉章和续范亭同游南泥湾，并赋诗一首，其中写道: “纪念七七了，诸老各相邀。战局虽紧张，休养不可少。轻车出延安，共载有五老……”在这里，朱德明确使用了“五老”一词来概括同行的五人，这被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的《朱德传》称为“延安五老”。［4］但是，时任晋西北行政公署主任的党外爱国民主人士续范亭( 1893 年生) 先生，只是应邀同游南泥湾的五人之一，作为“五老”的实际认可度并不高。此外，与董必武、林伯渠同龄并且同样德高望重的朱德，后来也没有成为众所公认的中共延安“五老”之一，具体原因尚不清楚。但是，这并不影响朱德在中共党内的崇高地位，他永远是人民心目中的“朱老总”。

目前，关于“五老”的人员组成，一般是指徐特立、吴玉章、谢觉哉、董必武和林伯渠五位德高望重的革命老人，这已经基本达成共识。但是，在具体称谓上，却有中共“五老”、延安“五老”和中共延安“五老”三种不同提法。其中，中共“五老”虽然指明了是中共党内的“五老”，但没有指明是延安时期的 “五老”，因为中共在其他历史时期也有一些德高望重的革命老人，如苏区时期的何叔衡等; 延安“五老”虽然指明了是延安时期的“五老”，但没有指明是中共党内的“五老”，因为延安时期在党外也有一些德高望重的革命老人，如李鼎铭、续范亭等。因此，将二者结合起来，称为中共延安“五老”，可能比较准确，也更符合历史的实际情况。

二、中共延安“五老”的界定标准

当时，中共延安“五老”之所以被尊称为“五老”，首先是因为他们年龄比较大，都已年过半百或年近半百。这在严酷的革命战争年代，五六十岁的人与中共党内大多数二三十岁的年轻人相比，自然应该算是“老人”了。但这并不是“五老”由来的主要原因，而是在年龄之外还有更重要的标准。

毛泽东在吴玉章六十寿辰祝词中明确提出了老人“可贵”的标准: “人总是要老的，老人为什么可贵呢? 如果老就可贵，那末可贵的人太多了。因此我们一定要有一个标准。就是说，可贵的是他一辈子总是做好事，不做坏事，做有益于人类的事，不做害人的事。”事实证明，“一个人做点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不做坏事，一贯地有益于广大群众，一贯地有益于青年，一贯地有益于革命，艰苦奋斗几十年如一日，这才是最难最难的啊! ”［2］261 － 262毫无疑问，吴玉章就是这样一位几十年如一日为党和人民事业奋斗不息的革命老人，因此深受人民尊敬和爱戴。其他四位革命老人徐特立、谢觉哉、董必武和林伯渠也莫不如此，堪称广大共产党员和人民群众的楷模。例如，1937 年 1 月 30 日，毛泽东在为徐特立 60 岁生日写的贺信中，就曾称赞道: “你是革命第一，工作第一，他人第一”，“你总是拣难事做，从来也不躲避责任”，“愿你成为一切革命党人与全体人民的模范”。［5］477 － 478由此可见，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几十年如一日，持之以恒地为党和人民忘我工作，生命不息，奋斗不止，不但是五位老人一生的真实生动写照，也是他们被尊称为“五老”的主要原因。这就是说，“五老”称谓的核心要素不是年龄而是精神，不是人老“可贵”而是精神“可贵”。

中共延安“五老”还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革命资格老，都有着光荣的革命历史。吴玉章、林伯渠曾参加过同盟会和辛亥革命; 徐特立、董必武曾参加过辛亥革命和反袁斗争; 谢觉哉则由清末秀才转变为新文化战士，参加了新文化运动。后来，他们都经过艰辛的探索，最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了忠诚的共产主义者。当时，这在以青年人为主的中国共产党内，的确是难能可贵的，堪称革命典范。对此，毛泽东在吴玉章六十寿辰祝词中曾这样评价道: “他从同盟会到今天，干了四十年革命，中间颠沛流离，艰苦备尝，始终不变，这是很不容易的啊。从同盟会中留下到今天的人，已经不多了，而始终为革命奋斗，无论如何不变其革命节操的更没有几个人了。”［2］262中共中央在致董必武六十大寿贺电中亦这样评价道: “您是中国民族解放、社会解放的老战士”，“您过去的革命奋斗，贯穿了辛亥、五四、北伐、内战一直到抗战的各个历史阶段，为着中华民族的解放写下了光荣的史迹。”［6］194“五老”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始终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为了民族的独立和人民的解放，艰苦奋斗几十年，赢得了党和人民的衷心爱戴和尊敬。中共延安“五老”的称谓，正是对他们传奇般的革命事迹和崇高精神的充分肯定和颂扬。

当然，在中国共产党内，除延安“五老”外，还有许多同样德高望重的革命老人。例如，董必武曾这样评价何叔衡: “这一年近六十的共产党员，不怕任何困难、任何牺牲，准备为共产主义的事业奋斗到底，准 备 随 时 在 党 的 号 召 之 下 无 条 件 地 去 工作。”［1］15 正是这种奋斗和牺牲精神，使年过半百的何叔衡走在了时代前列，并获得了苏区“五老”之首的尊称。又如，朱德早年追随蔡锷参加护国战争，反对袁世凯复辟，后来又远涉重洋，寻求救国救民真理，在德国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回国后先是参加北伐战争，后又参与领导南昌起义，成为人民军队的创始人之一，被尊称为“朱老总”。他们与延安“五老”一样，革命精神永放光芒，道德风范令人敬仰。

三、中共延安“五老”的精神内涵

中共延安“五老”之所以被尊称为“五老”，正如毛泽东所言，主要不是因为人老“可贵”，而是因为精神“可贵”。“五老”作为一个典型群体代表，为党和人民事业奋斗终生。他们不但在各自的工作领域做出了重要贡献，而且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养成方面，更是为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树立了光辉的榜样，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第一，坚定不移的理想信念。中共延安“五老” 都亲身经历了中国革命由旧民主主义向新民主主义的转变，并在个人思想认识上经历了由民主主义者向共产主义者的转变。正是这种双重转变，使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和共产主义的理想特别执着和坚定，终其一生再未改变。对此，吴玉章曾结合个人经历回忆道: “当时中国革命已走到山穷水尽的地步，革命实践的发展使我日益明确地感觉到旧民主主义道路走不通”，“通过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的教育，必须依靠下层人民，必须走俄国人的道路，这种思想在我头脑中日益强烈、日益明确了。”［7］112 1925年春，46 岁的吴玉章完成了个人思想上的转变，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了忠诚的共产主义者。50 岁的徐特立更是在大革命失败后的 1927 年秋，毅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而且取的态度是十分积极的”。［5］477这与当时许多共产党员脱党、退党甚至叛党的行为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充分体现了徐特立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和对共产主义的执着追求。这种坚定不移的理想信念，是中共延安“五老”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经过反复比较和推敲后作出的郑重选择，经受住了血与火的严峻考验，值得我们每一位共产党员学习和敬仰。

第二，持之以恒的革命精神。中共延安“五老” 为了挽救国家和民族危亡，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大多从清末民初就投身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后来又都接受马克思主义，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胜不骄败不馁，几十年如一日为革命奋斗不息。毛泽东曾称赞吴玉章“就是这样一个几十年如一日的人”，并号召全党同志学习他各方面的好处，“特别要学习他对于革命的坚持性，这是最难能可贵的一件事”。［2］262 与吴玉章“同生死、共患难、肩并肩地在一起斗争达半个世纪以上”［7］186的林伯渠亦是如此。新中国成立后，林伯渠“由于积劳成疾，身体渐渐衰弱了，但他仍力疾从公，发奋工作”。［7］191董必武则是中共“一大”代表中始终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与毛泽东一起奋斗时间最长的代表。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他“经历无数艰辛，始终不息地为党工作”，［6］194 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中共延安“五老”这种持之以恒的革命精神，充分体现了其坚定不移的理想信念和坚韧不拔的革命意志，实现了理想信念与革命行动的知行合一，堪称中国共产党人的典范。

第三，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毛泽东指出，坚持始终为革命奋斗，无论如何不变革命节操，“不但需要有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而且需要艰苦奋斗的精神”。［2］262中国革命胜利后，也要务必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中共延安“五老”不但具有坚定不移的理想信念，而且具有为其实现所必需的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这在异常艰苦的革命战争年代，对已经年过半百或年近半百的“五老”来说，不但是严峻的精神考验，更是严峻的身体考验。例如，1934—1935 年，“五老”中除吴玉章因在苏联工作外，都参加了二万五千里长征。据谢觉哉回忆，自己在长征途中，“没有东西吃，又患病，几乎死了”，最终凭借坚强的毅力到达了陕北。［8］328 毛泽东曾称赞徐特立在长期的艰苦斗争中，“比许多青年壮年党员还要积极，还要不怕困难，还要虚心学习新的东西。什么老’，什么‘身体精神不行’，什么‘困难障碍’，在你面前都降服了”。［5］477 董必武在日常工作和生活中，“不许浪费一张纸，一把牙刷、一条毛巾都非用到不能再用的时候才更换”。［9］这种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始终伴随中共延安“五老”的一生，充分体现在工作和生活的方方面面，的确令人感动和佩服。当前，在新的长征路上，我们应该以“五老”为榜样，继续保持并发扬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

第四，严以律己的高尚品德。中共延安“五老” 在工作和生活中，对自己和家人要求非常严格，绝不允许以权谋私，搞特殊化，真正做到了严以律己、以身作则、清正廉洁。例如，延安时期，林伯渠作为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工作十分繁忙，但边区政府开会，他几乎每次都是第一个签到。有一次，办公厅党支部开会没有通知他，他却自我检讨并提出请求:“不要取消我参加党日活动的资格”，“我是一个普通党员，没有什么特殊可讲”。［10］1944 年 1 月，董必武在致中共中央谢寿电中明确表示: “不管在什么地方，不论在什么时候，要毫不犹豫地坚守着中央分配给我的岗位。”［6］195 这充分体现了董必武不讲条件、尽职尽责的革命本色。谢觉哉不但自己以身作则、身体力行，“起得早来眠得晚，能多做事即心安”，而且对家人亦严格要求。1963 年 5 月，谢觉哉曾就湖南老家亲属偷砍树木一事致信指出: “你们偷砍树木，一面是违反了国家的政策法令，一面是只顾自己、不顾别人的剥削阶级思想在作祟。”因此，要深挖思想根源，“认识错误，求得提高，保证以后不再犯”。［8］172这不但在当时而且在今天，都具有重要的教育意义。中共延安“五老”这种严以律己的高尚品德，的确令人肃然起敬，堪称中国共产党人的楷模。

当然，除上述四个主要方面外，中共延安“五老”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还有很多，如与时俱进的思想品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工作宗旨等，在此就不再赘述。同时，还需要指出的是，在中国共产党内，除延安“五老”外，朱德、何叔衡等德高望重的革命老人，也同样值得我们好好学习，并将他们的革命精神转化为我们前进的强大动力，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奋斗。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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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毛泽东文集: 第 2 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1993.

［3］王荣先 . 中共“五老”探源［J］. 百年潮，2007( 5) : 34.［4］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 朱德传［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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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毛泽东文集: 第 1 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1993.

［6］《董必武年谱》编纂组 . 董必武年谱［M］. 北京: 中央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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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吴玉章回忆录［M］. 北京: 中国青年出版社，1978.

［8］谢觉哉家书［M］. 北京: 生活书店出版有限公司，2015.［9］董必武家书［M］. 北京: 生活书店出版有限公司，2016:4.

［10］《林伯渠传》编写组 . 林伯渠传［M］. 北京: 红旗出版社，1986: 309 － 3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