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34年10月起，父亲左权一直在红一方面军红一军团任参谋长。红一军团是长征的先头部队，遇敌战斗，逢山开路，作为军团参谋长的父亲，工作更是繁忙。即使到了宿营地，别人可以休息了，他还要布置警戒，了解各部队的情况，而后加以汇总，向军委发电汇报，再安排制订第二天的行军、作战计划。

湘江战役是中央红军离开根据地以后遭遇的最为惨烈的一仗。之前，父亲参与指挥红一军团担任前卫，连续突破了敌人四道封锁线。为了保证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和直属机关渡过湘江，红一军团指战员在脚山铺附近的米花山、美女梳头岭、黄帝岭一带和敌人展开了殊死搏斗。敌人在强大炮火和十几架飞机的支援下，向红军发动猛烈进攻。红军则凭借高地临时修筑的工事，一次次打退敌人。敌军见从正面难以突破，便迂回到红军后侧，从红一师、红二师结合部的浓密树林间突破防线。有一股敌人迂回到了红一军团指挥部，父亲临危不乱，组织指挥警卫部队且战且退，巧于周旋，终于使军团指挥部脱险。经过连续四天四夜的激战，红一军团胜利完成了掩护领导机关安全渡江的任务。

12月25日，中革军委指示在军团长林彪和政委聂荣臻到达之前，攻占贵州施秉城的战斗由父亲统一指挥。父亲运用奇袭取胜的战术，果断命令侦察科长带领侦察排和便衣班，先机占领施秉城，保证了红军大部队顺利通过。接着，父亲又协助指挥了红一军团强渡乌江、进占遵义。父亲听了遵义会议情况的传达后，兴奋得彻夜不能入眠，他含着热泪对聂荣臻说：“中国革命有希望了！”

1935年5月红军到达泸沽，准备抢渡大渡河。中革军委决定父亲率红二师五团一部和军团侦察连向大树堡前进，担任佯攻，钳制和吸引大树堡对岸之敌，以保证我军主力经冕宁北进，从安顺场抢渡大渡河。父亲率部从泸沽赶到小相岭，消灭了扼守隘口的全部守敌，攻取了越西城，打开监狱，放出几百彝民。接着他又率部急行军140里，到达海棠，消灭了从越西逃跑的两个连，活捉了伪县长，而后翻过晒经关，袭击并占领了大树堡渡口，组织部队修筑工事，筹备粮草，扎筏造船，大有红军要从大树堡北渡大渡河、进攻富林、攻打雅安、直取成都之势。富林、成都守军惊恐万状，蒋介石速调两万敌军增防雅安、富林等地，急电刘文辉24军严防泸定、天全、宝兴各县，确保成都安全。这时，安顺场渡口兵力相对薄弱，为红军主力抢渡大渡河减轻了压力。过夹金山时，父亲病了，聂荣臻也病了，当时部队只弄来一副担架，行军时，他们俩人总是互相推让。山上白雪纷飞，上山的人都成了雪人，到傍晚，天气奇冷，父亲拄着拐棍，一步一喘地向上攀登，当翻过夹金山，与聂荣臻相遇时，两人紧紧地握手，激动得热泪盈眶。

部队在懋功达维镇和红四方面军会合后，军委决定将红一军团改编番号为第一军，父亲任军参谋长。不久红一军被编入右路军，担任前卫的红一军奉命最先过草地。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和毛泽东、周恩来等随右路军行动。父亲一再向部队强调，要坚决保卫党中央和中央首长安全渡过草地。父亲与同志们一起亲尝百草，找出30余种可食的野草野蘑以作大部队充饥之用。经过6个艰难的日日夜夜，大家顶风雨，战严寒，忍饥受冻，艰苦跋涉，终于走出了茫茫大草地。

过草地后，党中央将部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第一军即为第一纵队，父亲任纵队参谋长。第一纵队先到达天险腊子口。聂荣臻、父亲亲临腊子口前沿阵地视察，与红二师师长陈光、政委萧华一起制定了突破腊子口的作战方案。他参与指挥部队在六盘山青石嘴消灭敌人骑兵两个连、在吴起镇打垮国民党骑兵3个团。1935年10月中央红军胜利到达陕北吴起镇，父亲命令纵队直属队总支书记肖忠渭带领警卫连、工兵连拔掉吉驼山的土围子，保证党中央在吴起镇的绝对安全。直罗镇一仗歼敌一个师一个团，父亲不但参加了战斗指挥，还在总结直罗镇战斗的经验会上发了言。

之后，为了迎接红二、四方面军，父亲和聂荣臻指挥红一师于1936年9月中旬占领将台堡抵界石堡，控制了静宁到会宁这段公路线，打开了三大主力红军会师的大门，开辟了会师通道。10月9日红一军团部队和红四方面军在会宁会师，10月22日红一军团部队在将台堡与红二方面军主力部队会师。三大主力胜利会师，父亲也由此走完了他的长征之路。

（作者是左权的女儿）

（本文选自《铁流两万五千里——长征》，中共党史出版社编著，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